金融海嘯中臺灣經濟一度呈現負成長，彼時，企業為求生存，裁員、無薪假、減薪等措施紛紛出籠，雖然這是對辛勤付出之員工的一大打擊，但亦因此而使得諸多處於毛利邊緣的企業得以渡過海嘯的衝擊。由於基期的下沈，相較於2009年，全球經濟已呈現連兩年的成長，臺灣身為外貿導向的國家，在全球需求的拉動之下，近二年的經濟成長數據更顯突出，為展現執政績效，政府部門不斷形塑經濟已經復甦的氛圍，然而，勞工不禁質疑，何以經濟復甦下薪資不見成長。因此，政府部門欲藉由公務員的調薪做為示範效果，以帶動具有獲利的企業亦加入為員工調薪的行列中。然而，此舉是否為最佳實務措施(best practice)則有待思量。
欲思考這個問題，不妨由近20年來全球僱用(global sourcing)的趨勢觀之。伴隨著1990年代全球電信自由化的風潮，不僅使得資通訊科技得以迅速進行產業化，使得各國資通訊產業的企業主及員工迅速於過去20年享有前所未有的財富，不僅在臺灣如此，北歐的瑞典、芬蘭及中國的上海、北京亦是如此。同時，資通訊的產業應用深化則衍生而出各項產業得以跨國分包，企業主得以實現全球僱用的最適化決策，使其產業價值鏈的各個環結得以在全球最適宜的區位進行勞動僱用及要素取得。在這種企業決策下，其對於勞動工資將產生何種影響？加州大學的Feenstra及Hanson 兩位教授曾對此議題進行一系列的探討，其所得出的結論為，隨著最終財的中間財密集度上升及中間財的專業勞動(skilled labor)密集度上升，將使得專業勞動的相對工資上升，非專業勞動的相對工資下降。另一方面，我們若將全球資本市場的自由化納入考量，則我們可得出透過資本報酬的均等化，亦將使得非專業勞動的要素報酬均等化。
若我們將以上理論與實際各國發展數據進行比較，美國之低階勞動工資已近10年停滯不前，歐陸各國年輕人則陷入所謂的1000歐元月薪世代已達數年，韓國20％的人月薪在2.7萬臺幣以下，日本則亦是許多低階工作改成低薪派遺工。綜合觀之，低技術勞動的跨國低薪均等化已成為全球僱用下的普遍現象。若以臺灣的資料來看，則可看出，自1996年至2009年之間，臺灣製造業的職員薪資呈現穩定成長之趨勢，而工員之薪資則是於呈現波動且停滯的狀態，若以兩者的相對值而言，則其值由1996年的1.40成長至2009年1.53，且此一趨勢並不因2008年金融海嘯的發生而改變，亦即隨著產業競爭環境愈開放、廠商愈能對外投資，則廠商將因增加對本國專業勞動的需求而使得本國專業勞動的薪資成長，而非熟練勞動薪資則因其需求已由境外雇用所取代因而呈現難以成長的趨勢。
因此，政府部門雖有心為勞工爭取調薪福利，但顯然在勞動全球僱用的趨勢下，透過為公務員調薪並非最佳實務措施，畢竟，公務員的特性之一即是他們並不在進行全球僱用的企業之取才範圍內，各國的公務員薪資大抵皆未與私部門之薪資同步變化。政府若欲使私部門勞動薪資上升，首要之務當然在於產業升級以增加對高階勞動的僱用，於此之中，先要使專業人才的流入自由化，甚至不惜補貼，以追求跨期的最適化。政府既已認知到人才外移是國安層級的議題，應是改善學研機構的的薪資結構，立委就不應將心力放在是否存在公務肥貓之上，而是設計一個機制讓每這些擁有跨國產學研人脈的人才都能運用其人脈為臺灣引入更多產業契機，否則，禁止這些人在臺灣領高薪，那麼這些人一樣會外移到其他國家去領雙薪。高階人才外移，人脈的斷層亦將使的產業的斷鏈隨之出現，產業長期陷於毛利邊緣掙扎，那麼調薪的夢想就更加不可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