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僱用下公務員調薪是否具示範效果 ？

金融海嘯中臺灣經濟一度呈現負成長，彼時，企業為求生存，裁員、無薪假、減薪等措施紛紛出籠，雖然這是對辛勤付出之員工的一大打擊，但亦因此而使得諸多處於毛利邊緣的企業得以渡過海嘯的衝擊。由於基期的下沈，相較於2009年，全球經濟已呈現連兩年的成長，臺灣身為外貿導向的國家，在全球需求的拉動之下，近二年的經濟成長數據更顯突出，為展現執政績效，政府部門不斷形塑經濟已經復甦的氛圍，然而，勞工不禁質疑，何以經濟復甦下薪資不見成長。因此，政府部門欲藉由公務員的調薪做為示範效果，以帶動具有獲利的企業亦加入為員工調薪的行列中。然而，此舉是否為最佳實務措施(best practice)則有待思量。

欲思考這個問題，不妨由近20年來全球僱用(global sourcing)的趨勢觀之。伴隨著1990年代全球電信自由化的風潮，不僅使得資通訊科技得以迅速進行產業化，使得各國資通訊產業的企業主及員工迅速於過去20年享有前所未有的財富，不僅在臺灣如此，北歐的瑞典、芬蘭及中國的上海、北京亦是如此。同時，資通訊的產業應用深化則衍生而出各項產業得以跨國分包，企業主得以實現全球僱用的最適化決策，使其產業價值鏈的各個環結得以在全球最適宜的區位進行勞動僱用及要素取得。在這種企業決策下，其對於勞動工資將產生何種影響？加州大學的Feenstra及Hanson 兩位教授曾對此議題進行一系列的探討，其所得出的結論為，隨著最終財的中間財密集度上升及中間財的專業勞動(skilled labor)密集度上升，將使得專業勞動的相對工資上升，非專業勞動的相對工資下降。另一方面，我們若將全球資本市場的自由化納入考量，則我們可得出透過資本報酬的均等化，亦將使得非專業勞動的要素報酬均等化。

若我們將以上理論與實際各國發展數據進行比較，美國之低階勞動工資已近10年停滯不前，歐陸各國年輕人則陷入所謂的1000歐元月薪世代已達數年，韓國20％的人月薪在2.7萬臺幣以下，日本則亦是許多低階工作改成低薪派遺工。綜合觀之，低技術勞動的跨國低薪均等化已成為全球僱用下的普遍現象。若以臺灣的資料來看，則可看出，自1996年至2009年之間，臺灣製造業的職員薪資呈現穩定成長之趨勢，而工員之薪資則是於呈現波動且停滯的狀態，若以兩者的相對值而言，則其值由1996年的1.40成長至2009年1.53，且此一趨勢並不因2008年金融海嘯的發生而改變，亦即隨著產業競爭環境愈開放、廠商愈能對外投資，則廠商將因增加對本國專業勞動的需求而使得本國專業勞動的薪資成長，而非熟練勞動薪資則因其需求已由境外雇用所取代因而呈現難以成長的趨勢。

因此，政府部門雖有心為勞工爭取調薪福利，但顯然在勞動全球僱用的趨勢下，透過為公務員調薪並非最佳實務措施，畢竟，公務員的特性之一即是他們並不在進行全球僱用的企業之取才範圍內，各國的公務員薪資大抵皆未與私部門之薪資同步變化。政府若欲使私部門勞動薪資上升，首要之務當然在於產業升級以增加對高階勞動的僱用，於此之中，先要使專業人才的流入自由化，甚至不惜補貼，以追求跨期的最適化。政府既已認知到人才外移是國安層級的議題，應是改善學研機構的的薪資結構，立委就不應將心力放在是否存在公務肥貓之上，而是設計一個機制讓每這些擁有跨國產學研人脈的人才都能運用其人脈為臺灣引入更多產業契機，否則，禁止這些人在臺灣領高薪，那麼這些人一樣會外移到其他國家去領雙薪。高階人才外移，人脈的斷層亦將使的產業的斷鏈隨之出現，產業長期陷於毛利邊緣掙扎，那麼調薪的夢想就更加不可得了。

台韓的2萬美元之路：實質成長或貨幣現象？

主計處公佈最近的國民所得統計，我國的平均每人GNP有望於明年達到20,332美元此一新高，亦即自1992年我國平均每人GNP突破1萬美元後，共計花了19年才成長至2萬美元，較南韓的7年多了12年，而南韓突破2萬美元的期間又恰為陳前總統執政期間，也因此被藍營稱之為失落的8年，綠營對此污名化的形容詞始終不堪其擾。

如今，台灣終於突破2萬美元，政府部門對此一成績固然喜出望外，但其實即使在明年，台灣也不過是人均GNP突破2萬美元，而非人均GDP突破2萬美元。兩者之差別為我國的國外淨所得，此一部份的差額，在1990年代約200美元，2000年代約400美元，而在明年度則預估達到600美元，這雖然反應出我國大舉對外投資的報酬，然而，這卻無法反應出廠商外移後對工作機會消失對於失業勞工所造成的痛苦。另一方面，依馬政府上任後於在2008年5月所公佈的資料顯示，若延續扁政府執政的經濟數據，台灣的人均GNP在當年度即應達到1.9萬美金。而若政府即使沒有達到其所宣稱的633之績效，而延續扁政府5％經濟成長率成績，則依複合成長率來計算，我國的人均GNP於明年度應有22,160美金，比現在政府所公佈數據更多了2000美金。若以人均GDP來看，則依當年公佈的18,585美元，到明年亦應有21,514美元，而非19,731美金。由以上數據看來，我國近3年的經濟成長在顯然不如預期。

對於以上數據，問題關鍵與藍綠之爭的關係不大，因為，不論藍綠執政，政府的政策幕僚皆仍為本來就存在的這些文官及產經智庫群，理論上，其對於政策的分析應有一致性，而其政策分析結果則交由政務官進行最後決策。因此，若我們跳脫藍綠之爭來觀察為何台韓的2萬美元之路，則可得出不同於以往的論述結果。

依經濟學理，GDP乃是先依各國貨幣進行統計，設定好基準年，再依平減指數換算各年度的實質GDP，而此換算後數據計算經濟成長率。另一方面，則依當年的匯率將其數據換算成美金計價，除以人口之後即是人均GDP。因此，若欲比較2個年度的人均GDP成長，則其成長率應為依本國貨幣計價的當期GDP成長率加上匯率成長率減掉人口成長率，即可得出人均GDP的成長率。比較台灣與韓國的數據可知，於2001年至2007年之間，台韓的人口成長率約為2％，並非關鍵因素。韓國依韓元計價的GDP成長49％，幣值成長51%，共可解釋其人均GDP於此期間成長103％的97％，值得注意的部份是，其幣值成長所佔的比重將近半數。相較之下，台幣在相同時間內幾乎保持近似於32.5的幣值，因此，依台幣計價的GDP佔台灣人均GDP成長的比重達到將近100％，因此，台灣的成長是實質面的成長，韓國的成長則是貨幣面的成長，兩者有顯著的不同。

再者，若進一步探究依各國貨幣計價的GDP之成長，可看出，在相同期間內，韓國經平減後的GDP共成長32％，而台灣則是成長35％，因此，若就此一層次來看，其實台灣在2001至2007年之間的經濟表現猶勝於人均GDP突破2萬美元的南韓，此亦反應在依購買力評價計價的人均GDP，台灣在2007年為31,404美金而韓國則為26,596，台灣大於南韓約5,000美元。再進一步分析可知，理論上，GDP平均指數與通貨膨脹率之間應有接近1：1的對應關係，然而，在那段期間並不成立，台灣與韓國之經濟發展出現歧異似乎即在於此。在相同期間內，韓國的物價指數成長了16.5個百分點，而台灣則是4.5個百分點，但是，就GDP平減指數而言，韓國的指數成長了11.7個百分點，而台灣則是下降了4.3個百分點。由於GDP平減指數是與產品附加價值的變動有關，以上數據所反應出來的乃是：台灣的物價溫和成長，但台灣產業的附加價值則在下降。此一情況真實的反應出過去幾年台灣的物價成長、薪資卻下跌的情況。而南韓則是物價成長更甚於薪資成長。

透過以上分析可知，藍營媒體所謂的失落8年之指控其實並非實情，因為就各國國幣計價的GDP來看，台灣的成長其實勝過南韓。而南韓之所以人均GDP大於我國，主要原因亦是因為其那段期間減少累積外匯存底以讓韓幣大幅升值所致，其後果則是2008年底，韓元甚至差點因外匯存底現金部位不足而造成崩跌，後來是透過東亞各國協助換匯方能渡過危機。回顧這段台韓走向2萬美元的路徑，可看出，韓國所採取的方式是物價上漲、匯率升值，最後對於國家造成危機。台灣於過去則是採取調和物價並穩定匯率的措施，因而呈現溫和成長，且較慢達到2萬美元。當前政府興奮於台灣突破2萬美元之際，我們卻看到過去3年來台灣似乎亦走向了物價上漲、匯率升值的路徑，此種貨幣面的成長方式是否是台灣人民所想期待的，值得產官學研共同思考。

朝鮮日報應為羞辱台灣道歉 ！

也許這種事不是第一次發生，但看到這種對於台灣的名稱硬是加上中國使其成為中國台灣時，仍是令人火冒三丈。

世人皆知道韓國的民族性之中有所謂的「事大主義」，意即，中國這麼大，韓國應與其友好，而非與其對抗，因此，應做好服事中國之事務。但，即使如此，憑什麼南韓的媒體可以將中國這兩個字冠在台灣之前呢？如果世人提到韓國也都將其書寫為「中國高麗」、「中國朝鮮」時，不知那些平時自認為民族性剛烈的朝鮮男兒們會有何感想？如果自己也不能接受被別人這樣羞辱，那又何必用這種方式來羞辱數十年來對其甚為友善的台灣呢？行筆至此，仍要正告朝鮮日報的編輯群們，這種羞辱鄰國台灣的新聞報導只會使其報格和其國格一同沈淪而已！

圖利外商or為本土興利 ？

經濟學的分析結果常出現有異於直覺的觀點。一個簡單的政策問題如下：對本國勞動所得課稅以以做為補貼外商來到本國的的支出是否圖利外商而不利本國呢？

Chor(2009, JIE) 對此一問題進行分析，他的結論是：在 selection effect 下，本國反而可能因此而擁有 welfare gains.

其分析邏輯如下：政府對勞動課稅將造成家計單位所得減少。然而，吸引具有生產力的外商來到本國將可使本國的商品價格下降，若政府對於不同生產力的廠商給予不同額度的補貼，則此一商品降價效果可進一步擴大，因而使得本國家計單位的 consumption gains 增加。歸納而言，本國人民雖然所得減少，但消費力提高，故可能存在 welfare gains。

當然，在此提到 Chor(2009,JIE) 的分析結果並不是我要在此推銷這種政策觀點，其觀點僅是在其所設定的模型架構下才能成立，並非適用於所有的國家。我們亦可從改變其假設條件即可推翻其結論，例如，當我們假設模型內存在失業或者外國政府亦補貼其廠商時，則 Chor(2009,JIE) 之結論極有可能就會有所改變，亦即，若外商進來是取代掉本國廠商原本的產出時，則將造成本國獲利減少、勞動失業，negative income effect 可能會大於 negative price effect，因而使得本國存在 welfare loss而不是 welfare gain。

分析至此，想起台灣的經濟政策之制定，常存在許多一廂情願的思維以及過度假設經濟體系之完美而得出的推論，例如，當前馬政府所力推的 ECFA，其貿易自由化的效果似乎被無限的放大了，甚至喊出簽了ECFA就會有黃金十年的口號，ridiculous ! 對此政策的批評聲音也似乎都在政府透過對各智庫的經費導向下而消失了，當社會所器重的知識份子只能為五斗米折腰而淪為為政客之粗淺主張搖旗納喊時，則國家不隨之沈倫亦難。


References
Davin Chor, Subsidies for FDI : Implications from a model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78(1),  2009.

台灣的發展困境：報酬遞減與產業飽和

經濟學者 Ciccone及Matsuyama (1996) 曾就創業成本與經濟發展困境之間的良性循環及惡性循環的關鍵因素進行分析。在其分析中指出，隨著產業發展日益趨向於使用先進設備、特化中間投入及套裝服務進行競爭，國與國之間的產業競爭將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之間形成特殊的循環性(circularity)，先進國透過完備的產業鏈，趨向於以差異化產品的服務及附加價值進行競爭，而後進國則因產業鏈較短，淪為在低差異化的商品就成本進行競爭。因此，後進國之產品所取得的附加價值低，使得其陷入發展困境，並日益沈於其中。在其文章中亦指出，欲擺脫此一發展困境，關鍵因素是對於差異化商品的早期投入。雖然就無窮期而言，差異化商品亦不存在超額利潤，但就短期而言，先期投入之廠商若發展成功，則其可取得初期的超額利潤，故其企業活動可創造較高的附加價值。為使創業者有意願進行創業，市場潛力及創業成本是其考量因素，若能使其具有前景可期的市場並降低其創業成本，則一國的經濟活動自然會日益走向發展差異化商品以取得高附加價值進而擺脫發展困境。

另一方面，OECD的分析亦指出，過去20年，OECD國家之間的經濟成長率並非朝收斂的模式發展，而是出現分歧。具有較高成長率的國家，例如美國、瑞典，其中小企業應用新科技進行創新投入乃是經濟成長的主因之一。將以上結論與台灣的發展經濟相較，過去40年，在台灣創造出世人所稱羨的台灣奇蹟年代，台灣的中小企業創業所需資金可透過地下金融以標會之方式取得50至100萬台幣的金額購買機器設備及原料在自家庭院開設工廠，因此，創業活動的興盛亦帶動就業機會及工資的成長。隨著廠商外移東南亞及中國，亦使得青壯年之就業選擇由創業變成跟隨台商至海外進行運籌管理，國內工資成長隨之停頓。隨著世界經濟發展走向知識經濟，雖然現行制度鼓勵具有創業精神的學生透過與學校合作之育成中心進行創業，但其創業所需之金額早已膨脹至500至1000萬台幣之規模，學校固然提供場所與人脈助學生創業，但創業者依然難以有效率的取得所需資金規模，因而使其創業活動受到阻力。更遑論沒有管道進駐學校的創意人士其創業所面對的困難之高。

因此，台灣經濟的重新恢復活力與薪資的再度躍昇與台灣的新一代創業型態是否興旺息息相關，亦即，我們不能再期待過去那種小額創業就能供應鄰里居民就業的模式，而是透過產學及資金體系合作早期進入差異化商品之生產，擴大台灣產業鏈的縱深，一方面掌握專利，另一方面亦累積生產經驗，開發設備、儀器、及相關軟體，為日後整廠輸出作好準備，使得該產業的發展，從幼稚期至成熟期皆可為台灣創造經濟利益，而不致於淪為流血殺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