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bble crises again ?

economic bubble crises 總是出現在眾人認為世界榮景之際，1990年代日本泡沫破裂、1997亞洲金融風暴、2001新經濟泡沬、2007美國次貸風暴、2009歐債危機，這些危機發生之前，縱然有人提出示警，但多數輿論則是斥為無稽之談。WSJ近日提供一張圖表，美國和日本在風暴發生前4年的共同模式就是債務迅速達到GDP的一定比例以上。如今中國在這4年也複製了這樣的路徑，由於美國、日本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中國則是控制經濟(command economy)，政府對於資源配置有主導權。因此，即便有相同的衝擊出現，其回饋路徑可能不同，最後結果也未必一致。這一次，我們就 wait and see，是經濟理論改寫中國經濟，或是中國經濟改寫經濟理論？

圖片來源為 http://si.wsj.net/public/resources/images/OG-AA607_CSHADO_E_20140106151042.jpg，其版權為WSJ所有。

大蕭條來自誘因機制扭曲的政策

經濟成長有其趨勢性因素亦有其循環性因素，景氣波動來自於循環性因素，經濟蕭條則與趨勢性因素環環相扣。近期臺灣的經濟成長預測已連續9次下調，目前已陷入能否保住1%的窘境，各界不免擔憂臺灣經濟是否將步入蕭條。關於經濟大蕭條，20世紀最為人知的乃是美國1930年代的處境，但其實亦有許多國家在相同或不同的時期出現此一問題。經濟蕭條的可能原因為何 ? 指責政治對手執政不力大概是最為廉價且隨時可脫口而出的話語，但真相並不會因伶牙利嘴而得以呈現，仍是需要透過經濟理論予以理性論述方能服人。伴隨著1930年代的大蕭條，經濟理論亦因為要探討其成因而有了長足的進展，包含凱因斯學派及新古典學派皆應運而生，為了強化論述亦皆使用更為完備的計量經濟方法，因此對於經濟出現大蕭條的原因有了更好的分析工具。一流經濟期刊「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於2002年便以經濟大蕭條為主題，由各國頂尖的經濟學家分析探討20世紀歐美日各國出現大蕭條的可能原因，其所使用的方法為新古典學派所設定的”經濟產出等於生產力、工時投入、及資本投入的效率總合”，以生產效率、工時投入、以及資本投入之變動，分析總產出變動的可能因素為何，以及造成這些可能因素變動之背後的可能政策措施。

	政策措施/原因	國家
生產力下降(TFP)	貿易量減少造成生產水準下降	加拿大
	機構及市場管制	法國
	財政政策(補貼特定部門 ?)	德國
	尚未知原因的TFP持續下降	阿根廷
	政策補貼無效率的企業及衰落的產業	日本
工時減少	慷慨的失業補貼以及大規模的部門別衝擊	英國
	(法定 ?)實質工資 > 市場結清工資	德國
	貿易管制與實質工資的僵固性	義大利
	私有化、銀行體系以及破產程序的變革速度慢	比較智利及墨西哥

該專刊中共分析了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國，由表中可看出，造成各國大蕭條的原因主要可歸於生產力的下降及工時投入的減少，而造成此一結果之背後的政策措施則是由於誘因機制對經濟行為決策產生的扭曲。例如，就工時投入的減少而言，慷慨的失業補貼、或僵固且高於市場均衡的法定工資，將會造成尋職動機降低並沈溺於低生產力之職缺、以及勞動投入的降低。另一方面，就總生產力的降低而言，市場管制、貿易萎縮、對低效率的企業及衰落的產業的補貼，將會造成整體產業以無效率的方式運作，使得其生產力低落。這些國家中，或多或少採用了以上方向的政策，以致於經濟陷於蕭條。

回頭看臺灣目前的情況，藍綠政黨執政皆強調搶救失業、促進投資、增加出口，其所採行的方式則是透過財政政策提供臨時性的工作、或是透過篩選機制選定重點產業以協助其投資及出口，這些出於善意的政策措施就長期而言多數皆被驗證為違背市場機制，反而造成生產力長期陷於低落。一如日本經濟學大師林文夫(Hayashi)分析日本失落的十年(或數十年)指出的，即便日本景氣不佳，但就銀行借貸進行分析，有利可圖的事業依然皆持續吸引投資，而非投資不振，因此大量補貼低生產力的大型企業以希冀其增加投資與雇用並非首要之策。日本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因為同時間其每周法定工時由48小時降低40小時，再加上額外的假期，其實質每周工時已低於40小時，既然工作投入時間降低，則生產力的降低亦是必然的結果。

另一方面，就增加出口而言，其實亦可反向思考，不是完全寄希望於本國產業所能創造的出口，而是亦可藉由擴大進口以增加產業加值再出口的範疇，例如，瑞士深居歐洲中部山區，但亦透過擴大吸引亞洲出口商以瑞士做為歐洲進口運籌之地，進而使得瑞士企業成為其他國家經營歐洲市場的跨國結盟夥伴，因而創造了投資及就業。再者，近期在歐債危機下仍保持該區域內一枝獨秀的德國亦可做為臺灣勞動市場改革的借鏡，僵固的法定曾造成德國的大蕭條，戰後其廢除基本工資而使得就業提升，之後政治人物不斷的加碼又使其陷入勞動市場僵固，2005年其再次進行勞動市場鬆綁使得其得以在鄰國皆陷入蕭條時藉由其勞動市場的彈性而在就業與企業皆保持運作下安渡歐債風暴。臺灣亦因深思，基本工資的最終受益者是本國勞工或外籍勞工，若是北部與南部的生活成本有如此大的差異，則全國齊一的基本工資是否合理，能否用生活成本指數以替代基本工資作為勞動在各地尋職的參考，否則，出於善意的最低工資反而造成勞動的失業。

此外，近期成為新聞主題的退休福利所造成的國家財政懸崖問題亦是全國必須要有共識加以面對的問題，若一國的稅入稅出中有20%用於支應退休福利，則勢將排擠到攸關未來生產力的教科文預算，那麼阿根廷於1980年代那種總生產力每年衰退2%但卻從當期的勞動投入及投資規模皆無法解釋的情況或許亦會出現於10年後的臺灣。

總結而言，如果執政者推動降低工時、扶持特定產業、增加財政支出、設定法定基本工資、以及維持退休福利乃全民對執政者的授權，那麼亦必須承擔其衍生之後果。若全民對以上政策作為並不認同也並未如此授權，則下個月召開的全國產業發展會議似乎亦無法解決這些結構性的根本問題，有待目前仍不見蹤影的總統放下身段與國家真正的主人藉由國是會議進行討論了。

莫讓弱勢農工成為自由貿易協定下的釘子戶

近期，台北市文林苑因都市更新而被拆除之事件引發國人對於都更議題的廣泛討論，新聞報導中的電視畫面讓人於心不忍，然政府單位則是於法有據，難有消極不作為的裁量空間，此種公私部門因立場不同而有不同作為的事件在接下來我國積極參與的自由貿易談判中亦將頻繁出現，相關的資訊有必要讓國人能先期掌握，以避免社會因缺乏共識及相對補償機制而使得贏者圈與其他利益受到損害的部門之衝突更加擴大，造成後續其他可增進國家總體福利之策略作為難以推動。

我國於2009年與中國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即便國內對於ECFA的效益仍有爭議，但由於中國同為我國及韓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相較於韓國目前已與歐盟及美國皆已完成FTA的洽簽，且中日韓三方FTA的先期研究亦已經展開，一旦其完成洽簽，對於我國的競爭優勢將產生極大衝擊。目前，政府部門已表示將加快ECFA的後續補充協議，並且將完成向WTO通報之程序，在這些關聯事件的發展中，依何種條款向WTO通報即應先尋求內部共識以避免日後公私部門立場對立。

簡單言之，由於WTO的各會員國給予其他國家一致的市場開放，但攸關服務業進一步開放的杜哈回合談判目前已因陷入停頓而中止，引發各國之間先尋求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由於雙邊貿易協定排除其他會員國的適用，因此WTO規定此類貿易協定之簽訂有其但書。其所允許之情況包含，第一，就商品貿易而言，依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24條，兩國簽訂FTA是為了日後形成商品自由貿易區或關稅同盟，貿易協定之內涵應包含90％以上的商品進行自由貿易。第二，就服務貿易而言，依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第5條，兩國就服務業跨國經營所涉及的市場進入、國民待遇及其他內國法規洽簽相關內容。第三，就開發中國家之商品貿易而言，由於彼此皆有敏感項目，因此，WTO允許開放中國家引用WTO之授權條款簽訂自由化程度相對較低但仍具有排他性的優惠貿易協定(PTA)，而非自由化程度要求較高的FTA。至於個別國家是否可歸類為開發中國家，WTO允許各國自行認定而非由WTO認定。此外，由於開發中國家之國民對於自由貿易有較大之疑慮，因此，WTO亦允許雙方簽訂架構協議先開放早收清單，並透過後續一系列的補充協議以待日後走向進一步的自由貿易，此即ECFA向WTO通報之依據。

就我國之現況而言，我國與中國雖然同為WTO會員，按規定應給予其與其他國家相同的開放，因此，中國方面一再強調ECFA是為了使兩岸貿易的正常化乃是意有所指。然而，由於我國與中國的產業高度重疊，且農產亦因中國有大面積之土地與我國處於相同之緯度，故相當項目的兩岸貿易並非互通有無，而是企業間的激烈競爭，因此，我國目前仍有2000多項農工產品被列為敏感項目而禁止從中國進口，約占20%。由於接下來我國與中國之間的相關補充協議談判即將展開，同時，亦將向WTO通報，關於我國所需引用之商品貿易條款是GATT第24條或授權條款，國內各方有不同之見解。對於服務貿易之條款，引用GATS第5條則是各界共識。

由於商品貿易引用條款不同，即會造成日後開放程度有所不同，我國已於2003年向WTO宣告自身為開發中國家，因此，應可引用授權條款，但是否引用授權條款或開放程度更大的GATT第24條，則有待產官學研各界透過各種方式尋求共識，而非讓參與談判之團隊獨自承受各方壓力。此外，不論引用那一個條款，必然涉及當前弱勢農工部門的進一步開放，公部門宜透過各種方式將此一資訊提供各界了解，以避免在當前資訊不對稱下造成日後公部門必須採行國際規範時引發國內之衝突。同時，亦應積極的研究受衝擊產業可採取的產業輔導措施，例如，轉業、創業、資金融通、專業技能輔導等，以使這些從業者之生產力能透過產業輔導釋放出來，而非任其淪為自由貿易浪潮下的釘子戶，確保我國的自由貿易路徑能在包容性成長的前提下持續前進。

全球僱用下公務員調薪是否具示範效果 ？

金融海嘯中臺灣經濟一度呈現負成長，彼時，企業為求生存，裁員、無薪假、減薪等措施紛紛出籠，雖然這是對辛勤付出之員工的一大打擊，但亦因此而使得諸多處於毛利邊緣的企業得以渡過海嘯的衝擊。由於基期的下沈，相較於2009年，全球經濟已呈現連兩年的成長，臺灣身為外貿導向的國家，在全球需求的拉動之下，近二年的經濟成長數據更顯突出，為展現執政績效，政府部門不斷形塑經濟已經復甦的氛圍，然而，勞工不禁質疑，何以經濟復甦下薪資不見成長。因此，政府部門欲藉由公務員的調薪做為示範效果，以帶動具有獲利的企業亦加入為員工調薪的行列中。然而，此舉是否為最佳實務措施(best practice)則有待思量。

欲思考這個問題，不妨由近20年來全球僱用(global sourcing)的趨勢觀之。伴隨著1990年代全球電信自由化的風潮，不僅使得資通訊科技得以迅速進行產業化，使得各國資通訊產業的企業主及員工迅速於過去20年享有前所未有的財富，不僅在臺灣如此，北歐的瑞典、芬蘭及中國的上海、北京亦是如此。同時，資通訊的產業應用深化則衍生而出各項產業得以跨國分包，企業主得以實現全球僱用的最適化決策，使其產業價值鏈的各個環結得以在全球最適宜的區位進行勞動僱用及要素取得。在這種企業決策下，其對於勞動工資將產生何種影響？加州大學的Feenstra及Hanson 兩位教授曾對此議題進行一系列的探討，其所得出的結論為，隨著最終財的中間財密集度上升及中間財的專業勞動(skilled labor)密集度上升，將使得專業勞動的相對工資上升，非專業勞動的相對工資下降。另一方面，我們若將全球資本市場的自由化納入考量，則我們可得出透過資本報酬的均等化，亦將使得非專業勞動的要素報酬均等化。

若我們將以上理論與實際各國發展數據進行比較，美國之低階勞動工資已近10年停滯不前，歐陸各國年輕人則陷入所謂的1000歐元月薪世代已達數年，韓國20％的人月薪在2.7萬臺幣以下，日本則亦是許多低階工作改成低薪派遺工。綜合觀之，低技術勞動的跨國低薪均等化已成為全球僱用下的普遍現象。若以臺灣的資料來看，則可看出，自1996年至2009年之間，臺灣製造業的職員薪資呈現穩定成長之趨勢，而工員之薪資則是於呈現波動且停滯的狀態，若以兩者的相對值而言，則其值由1996年的1.40成長至2009年1.53，且此一趨勢並不因2008年金融海嘯的發生而改變，亦即隨著產業競爭環境愈開放、廠商愈能對外投資，則廠商將因增加對本國專業勞動的需求而使得本國專業勞動的薪資成長，而非熟練勞動薪資則因其需求已由境外雇用所取代因而呈現難以成長的趨勢。

因此，政府部門雖有心為勞工爭取調薪福利，但顯然在勞動全球僱用的趨勢下，透過為公務員調薪並非最佳實務措施，畢竟，公務員的特性之一即是他們並不在進行全球僱用的企業之取才範圍內，各國的公務員薪資大抵皆未與私部門之薪資同步變化。政府若欲使私部門勞動薪資上升，首要之務當然在於產業升級以增加對高階勞動的僱用，於此之中，先要使專業人才的流入自由化，甚至不惜補貼，以追求跨期的最適化。政府既已認知到人才外移是國安層級的議題，應是改善學研機構的的薪資結構，立委就不應將心力放在是否存在公務肥貓之上，而是設計一個機制讓每這些擁有跨國產學研人脈的人才都能運用其人脈為臺灣引入更多產業契機，否則，禁止這些人在臺灣領高薪，那麼這些人一樣會外移到其他國家去領雙薪。高階人才外移，人脈的斷層亦將使的產業的斷鏈隨之出現，產業長期陷於毛利邊緣掙扎，那麼調薪的夢想就更加不可得了。

台韓的2萬美元之路：實質成長或貨幣現象？

主計處公佈最近的國民所得統計，我國的平均每人GNP有望於明年達到20,332美元此一新高，亦即自1992年我國平均每人GNP突破1萬美元後，共計花了19年才成長至2萬美元，較南韓的7年多了12年，而南韓突破2萬美元的期間又恰為陳前總統執政期間，也因此被藍營稱之為失落的8年，綠營對此污名化的形容詞始終不堪其擾。

如今，台灣終於突破2萬美元，政府部門對此一成績固然喜出望外，但其實即使在明年，台灣也不過是人均GNP突破2萬美元，而非人均GDP突破2萬美元。兩者之差別為我國的國外淨所得，此一部份的差額，在1990年代約200美元，2000年代約400美元，而在明年度則預估達到600美元，這雖然反應出我國大舉對外投資的報酬，然而，這卻無法反應出廠商外移後對工作機會消失對於失業勞工所造成的痛苦。另一方面，依馬政府上任後於在2008年5月所公佈的資料顯示，若延續扁政府執政的經濟數據，台灣的人均GNP在當年度即應達到1.9萬美金。而若政府即使沒有達到其所宣稱的633之績效，而延續扁政府5％經濟成長率成績，則依複合成長率來計算，我國的人均GNP於明年度應有22,160美金，比現在政府所公佈數據更多了2000美金。若以人均GDP來看，則依當年公佈的18,585美元，到明年亦應有21,514美元，而非19,731美金。由以上數據看來，我國近3年的經濟成長在顯然不如預期。

對於以上數據，問題關鍵與藍綠之爭的關係不大，因為，不論藍綠執政，政府的政策幕僚皆仍為本來就存在的這些文官及產經智庫群，理論上，其對於政策的分析應有一致性，而其政策分析結果則交由政務官進行最後決策。因此，若我們跳脫藍綠之爭來觀察為何台韓的2萬美元之路，則可得出不同於以往的論述結果。

依經濟學理，GDP乃是先依各國貨幣進行統計，設定好基準年，再依平減指數換算各年度的實質GDP，而此換算後數據計算經濟成長率。另一方面，則依當年的匯率將其數據換算成美金計價，除以人口之後即是人均GDP。因此，若欲比較2個年度的人均GDP成長，則其成長率應為依本國貨幣計價的當期GDP成長率加上匯率成長率減掉人口成長率，即可得出人均GDP的成長率。比較台灣與韓國的數據可知，於2001年至2007年之間，台韓的人口成長率約為2％，並非關鍵因素。韓國依韓元計價的GDP成長49％，幣值成長51%，共可解釋其人均GDP於此期間成長103％的97％，值得注意的部份是，其幣值成長所佔的比重將近半數。相較之下，台幣在相同時間內幾乎保持近似於32.5的幣值，因此，依台幣計價的GDP佔台灣人均GDP成長的比重達到將近100％，因此，台灣的成長是實質面的成長，韓國的成長則是貨幣面的成長，兩者有顯著的不同。

再者，若進一步探究依各國貨幣計價的GDP之成長，可看出，在相同期間內，韓國經平減後的GDP共成長32％，而台灣則是成長35％，因此，若就此一層次來看，其實台灣在2001至2007年之間的經濟表現猶勝於人均GDP突破2萬美元的南韓，此亦反應在依購買力評價計價的人均GDP，台灣在2007年為31,404美金而韓國則為26,596，台灣大於南韓約5,000美元。再進一步分析可知，理論上，GDP平均指數與通貨膨脹率之間應有接近1：1的對應關係，然而，在那段期間並不成立，台灣與韓國之經濟發展出現歧異似乎即在於此。在相同期間內，韓國的物價指數成長了16.5個百分點，而台灣則是4.5個百分點，但是，就GDP平減指數而言，韓國的指數成長了11.7個百分點，而台灣則是下降了4.3個百分點。由於GDP平減指數是與產品附加價值的變動有關，以上數據所反應出來的乃是：台灣的物價溫和成長，但台灣產業的附加價值則在下降。此一情況真實的反應出過去幾年台灣的物價成長、薪資卻下跌的情況。而南韓則是物價成長更甚於薪資成長。

透過以上分析可知，藍營媒體所謂的失落8年之指控其實並非實情，因為就各國國幣計價的GDP來看，台灣的成長其實勝過南韓。而南韓之所以人均GDP大於我國，主要原因亦是因為其那段期間減少累積外匯存底以讓韓幣大幅升值所致，其後果則是2008年底，韓元甚至差點因外匯存底現金部位不足而造成崩跌，後來是透過東亞各國協助換匯方能渡過危機。回顧這段台韓走向2萬美元的路徑，可看出，韓國所採取的方式是物價上漲、匯率升值，最後對於國家造成危機。台灣於過去則是採取調和物價並穩定匯率的措施，因而呈現溫和成長，且較慢達到2萬美元。當前政府興奮於台灣突破2萬美元之際，我們卻看到過去3年來台灣似乎亦走向了物價上漲、匯率升值的路徑，此種貨幣面的成長方式是否是台灣人民所想期待的，值得產官學研共同思考。

朝鮮日報應為羞辱台灣道歉 ！

也許這種事不是第一次發生，但看到這種對於台灣的名稱硬是加上中國使其成為中國台灣時，仍是令人火冒三丈。

世人皆知道韓國的民族性之中有所謂的「事大主義」，意即，中國這麼大，韓國應與其友好，而非與其對抗，因此，應做好服事中國之事務。但，即使如此，憑什麼南韓的媒體可以將中國這兩個字冠在台灣之前呢？如果世人提到韓國也都將其書寫為「中國高麗」、「中國朝鮮」時，不知那些平時自認為民族性剛烈的朝鮮男兒們會有何感想？如果自己也不能接受被別人這樣羞辱，那又何必用這種方式來羞辱數十年來對其甚為友善的台灣呢？行筆至此，仍要正告朝鮮日報的編輯群們，這種羞辱鄰國台灣的新聞報導只會使其報格和其國格一同沈淪而已！

圖利外商or為本土興利 ？

經濟學的分析結果常出現有異於直覺的觀點。一個簡單的政策問題如下：對本國勞動所得課稅以以做為補貼外商來到本國的的支出是否圖利外商而不利本國呢？

Chor(2009, JIE) 對此一問題進行分析，他的結論是：在 selection effect 下，本國反而可能因此而擁有 welfare gains.

其分析邏輯如下：政府對勞動課稅將造成家計單位所得減少。然而，吸引具有生產力的外商來到本國將可使本國的商品價格下降，若政府對於不同生產力的廠商給予不同額度的補貼，則此一商品降價效果可進一步擴大，因而使得本國家計單位的 consumption gains 增加。歸納而言，本國人民雖然所得減少，但消費力提高，故可能存在 welfare gains。

當然，在此提到 Chor(2009,JIE) 的分析結果並不是我要在此推銷這種政策觀點，其觀點僅是在其所設定的模型架構下才能成立，並非適用於所有的國家。我們亦可從改變其假設條件即可推翻其結論，例如，當我們假設模型內存在失業或者外國政府亦補貼其廠商時，則 Chor(2009,JIE) 之結論極有可能就會有所改變，亦即，若外商進來是取代掉本國廠商原本的產出時，則將造成本國獲利減少、勞動失業，negative income effect 可能會大於 negative price effect，因而使得本國存在 welfare loss而不是 welfare gain。

分析至此，想起台灣的經濟政策之制定，常存在許多一廂情願的思維以及過度假設經濟體系之完美而得出的推論，例如，當前馬政府所力推的 ECFA，其貿易自由化的效果似乎被無限的放大了，甚至喊出簽了ECFA就會有黃金十年的口號，ridiculous ! 對此政策的批評聲音也似乎都在政府透過對各智庫的經費導向下而消失了，當社會所器重的知識份子只能為五斗米折腰而淪為為政客之粗淺主張搖旗納喊時，則國家不隨之沈倫亦難。


References
Davin Chor, Subsidies for FDI : Implications from a model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78(1),  2009.